成都市中心考古新发现：隋唐名寺福感寺遗址现身实业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成都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成都考古新发现：闹市挖出佛教经版 千年古寺坐标确认

　　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经数月发掘，在市中心实业街发现福感寺遗址，让此前仅见于文献资料的这座益州(成都)名寺终于重现于世。福感寺的现身，也再次印证了“扬一益二”所言非虚。该区域正是隋唐时期成都宗教活动的主要区域。

　　据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介绍，从去年4月至今，现场主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发掘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目前的发掘现场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出土了1000多块刻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经版，多达五六百块佛、菩萨、罗汉、天王、伎乐等石刻造像残件及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伴随出土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出土的一块经版上刻有“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的字样。“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蟠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

　　昨日，记者来到考古发掘现场，看到了出土的部分文物。面目慈祥的菩萨、吹奏排箫的乐人、脚踩夜叉的天王等，从南北朝到唐宋的各式石刻造像精致美丽、风格多样。经版上面留存的金粉依然清晰可见，经文字体以楷书、行楷为主，秀丽飘逸。出土的部分文物已经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样貌。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雪芬说，“像这尊佛像雕塑，虽然只有脚部，但看大小，应该是座等身相。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残块，不过根据推算，这些佛像的整体最高可以达到四五米。”

　　成都考古新发现：隋唐时期香火鼎盛 刘禹锡曾为它写文

　　福感寺始建于东晋，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来往不绝，并常有高僧驻留。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古代关于福感寺的记载比较多，但是相对零散，绝大多数是在佛教经典当中。福感寺最早是当地民众祈雨之地，因为十分灵验，就取名为‘福感寺’。”张雪芬介绍，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经版上的“章仇来临”则牵出一则“脑洞大开”的传说：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从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也曾写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易立说，在附近区域，比如宽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块区域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这片区域的兴盛得益于益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易立表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片区域上的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