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艰难险阻,饥寒交迫,是人类历史上的 伟大奇迹。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长征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长征的故事1

　　1934年10月28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在南腰界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旋即挥师向湘西转移，进一步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

　　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特建立黔东独立师(以下简称独立师)，坚持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川河盖一战，是独立师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独立师虽因弹尽粮绝而失利，但却成功地完成了掩护主力的任务，英勇悲壮，可歌可泣。

　　连续作战的独立师濒临绝境

　　7月30日，从秀山洪安出发，穿过弯弯曲曲的“四十五道拐”盘山公路，我们来到位于川河盖上的楠木村。

　　在秀山，土家族人习惯把海拔较高的平坝称为“盖”。川河盖，便是一座形似桌子的大山，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

　　距离楠木村村委会不远处，竖立着一座10米多高的纪念碑，碑文简略地叙述了独立师血染川河盖的故事。

　　我们的采访，便从这段悲壮的历史开始。

　　原来，自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东征后，川湘黔三省近万敌军，趁苏区军事力量空虚之机，联合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从原来的方圆200余里缩小到数十里，人口也从约10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独立师面临极大的困难。

　　在与敌人周旋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独立师以苏区为中心，打退各路进攻，牵制了敌人10多个团的兵力。但由于连续作战，独立师伤亡严重，弹药奇缺。这时，敌人向苏区中心步步进攻，黔敌李成章集中了近2000人的兵力，分三路向独立师发起攻击。

　　独立师奋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伤亡惨重，只剩下不足300多人的队伍。时值入冬，大雪即将来临，加之敌人不断增兵，包围圈越来越小，并且封锁了下山的所有道路，独立师的处境十分危急。

　　为了冲出绝境，保存革命力量，黔东特委决定独立师退出梵净山，向松桃方向突围，然后东进湘西，寻找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

　　仅有数十人在川河盖突出包围

　　1934年11月27日，独立师经秀山龙子坳、红岩，沿星子岩的悬崖峭壁而上，进入川河盖高地。位于川湘交界处的川河盖地形复杂，常年云雾迷漫，长期被川湘多股团匪占据，这里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28日拂晓，独立师冒着大雾疾进，准备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湖南境地。行至大板场时，突然遭到民团文代章的拦截。由于迷雾笼罩，红军难以辨别方位，加之子弹缺乏，只得仓促应战，沿着周家坨、一碗水、平坝子一线，且战且退抵至龙家寨。

　　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师长王光泽果断决定将部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团长秦贞全带领;一路由王光泽带领。两路红军在迁回行进中，又遭土匪王尊禄和涌洞团防的堵截，弹尽粮绝的红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经过激战后，最终独立师仅有数十人突出敌人的包围，分批进入湖南保靖县的野猪坪，向永顺方向前进，终于找到了主力部队。师长王光泽一部被冲散后，他只身一人化装成卖辣椒的农民去湖南找红军主力。他在途经上川时被敌人发现后被俘，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酉阳龙潭邬家坡。

　　救治小红军 军民亲如一家

　　“川河盖一战，由于独立师长期同几十倍之敌作战，部队得不到给养和休整，因此战士们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而大部伤亡失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史专家刘济平说，独立师长期转战川黔边区，同川黔边区人民生死与共，军民亲如一家，情同手足。

　　采访中，楠木村村干部杨再国带我们来到涌洞乡红军烈士墓一带。杨再国指着附近的草丛说：“这里曾掩埋着七八个红军，是当时的村民把他们的遗体搜集起来掩埋的。还有一名小红军的遗体，也是由当地的村民掩埋的。”

　　经考证，这名小红军当年只有15岁，村民杨胜堏从周家凹的草丛里发现了他。杨胜堏把他藏到附近一座寺庙里，每天给他送吃的。但仅仅几天后，虚弱的小红军还是因负伤加上患痢疾，不幸去世。

　　“独立师大部分都在川河盖一战中英勇牺牲，但烈士的英名永远与川河盖的山水共存，他们的丰绩永远镌刻在秀山人民心中。”杨再国说，前不久，村委会和村民商议，准备筹款在烈士墓附近的红军掩埋处立个纪念碑，“为的就是要让红军浩气长存，让烈士精神不朽。”

　　长征的故事2

　　这是1937年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干部在陕西富平的一张合影(见下页)。站在第一排穿旧式男装的儿童，其实是个女孩，当时她才两岁。她就是贺龙元帅的长女——军旅作家、少将贺捷生。

　　1935年11月1日，刚刚打完胜仗的贺龙得知妻子蹇先任生下了他们可爱的女儿，无比欣喜。为了祝贺女儿的出生，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一起喝起酒来。贺龙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前敌副总指挥、后来成为贺龙连襟的萧克将军(萧克之妻为蹇先任的胞妹蹇先佛)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贺龙夫妇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接受。

　　长征就要开始了，按当时的情况是绝不允许未满月的婴儿随红军长征的。贺龙与妻子商量后，决定把女儿暂时寄养在一户亲戚家。可一个星期下来也不见那位亲戚来接。

　　贺龙决定带着未满月的女儿一道长征。在前敌总指挥会议上，贺龙如实向红二方面军将领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表示长征途中如遇到愿意收养孩子的人家，就随时将女儿寄养在老乡家里，绝不拖累大家。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政治部主任王震、副政委关向应等经过集体讨论，终于同意破例带小捷生一起参加长征。

　　1939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那时，贺捷生刚刚出生十九天。

　　长征途中，小捷生在妈妈怀里被抱得很紧很紧，她当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伤女儿，就用布袋子兜起捷生，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在过敌人封锁线时，贺捷生的嘴被紧紧地堵住，几次因挤压过度差点窒息。由于蹇先任没有了奶水，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小捷生四处找老乡要奶吃，同时，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长征途中，有无数的妈妈给捷生喂过奶，她是吃千家奶走过来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小捷生经历过很多次凶险。一次突围时，蹇先任冲出重围后发现怀中的女儿不见了，她顿时觉得心如刀割，不顾生命危险顺原路折返回去找。原来女儿是在突围时不慎从她胸前的布袋里滑落，掉在了路旁。一位老乡发现了，就拾了起来，捷生这才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贺龙把女儿放在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后，却把孩子丢了。是捷生的哭声让红军战士发现了她。后来，才辗转送到贺龙手里。

　　捷生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全军将士的心。每到宿营地时，大家都安排她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战士们经过她们母女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孩子没有了声息。过雪山时，很多人抵不过风寒，病倒了。小捷生体质弱，病得非常厉害，两三天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她这次真的撑不下去了。陈希云找了块花布，递给蹇先任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贺龙含着泪说：“这孩子命大，再给她灌点草药试试吧!”也许真的是捷生命大，三天后，她又有了微弱的哭声。捷生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她的哭声也给了全军将士一个惊喜——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命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小捷生很乖。这个未满月的婴儿，长征一开始就被挂在母亲胸前，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摇晃。风声，雨声，天上飞机的轰鸣声，地上枪炮的炸响声……她就是在这奇特的“摇篮曲”中活下来的!

　　长征的故事3

　　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不仅有着名的外籍共产党员，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也有在长征途中为红军做过有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本文主要介绍4位着名的外籍共产党员：来自苏联的李德，来自朝鲜的毕士悌、武亭，以及来自越南的洪水。

　　“红军的洋顾问”李德

　　李德(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他不仅亲历红军长征全过程，而且是长征的重要决策者和初期主要指挥者，堪称研究长征无法回避的人物。

　　李德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上海远东局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此后，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

　　李德1935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8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1974年8月在东德逝世。

　　“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

　　毕士悌，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参加“三一”爱国起义后，秘密来到中国。1924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曾任区队长、教官。1925年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在北伐战争中征战立功。

　　1927年至1930年，毕士悌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

　　在湘江战役中，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1935年2月，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与陈赓、宋任穷一道率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抢占娄山关。1935年4月，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按时抢占皎平渡，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大学特科团。毕士悌与干部团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2月22日，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毕士悌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在黄河岸边。

　　“红军炮兵的鼻祖”武亭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23年初，秘密来到中国。

　　武亭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广西龙胜阻击战、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地完成了担负的作战任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8月中旬，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军长彭德怀发现，军委参谋部将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革军委、毛泽东通信联络的密码全部收回，各军与军委的直接联系中断，只能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通报，遂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带着电台、密码本，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一军团的当天，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继续北上，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长征结束后，武亭曾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总部炮兵团团长等职。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武亭被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被授予朝鲜人民军中将军衔，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人民军东线司令官、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2年10月病逝。

　　“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1906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内。1925年初，应时任鲍罗廷秘书的胡志明的邀请，洪水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学员。大革命失败后，洪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1935年，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党籍。随后，洪水背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将洪水保护起来。遵义会议期间，洪水带领战士在街头演说、在广场表演、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教唱红军新歌，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的突出表现，决定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奉命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

　　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0年10月再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因此，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又是越南人民军中唯一的中国将军。

　　1956年夏，身患肺癌的洪水提出回国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叶剑英等领导亲往车站送行。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逝世。

　　长征的故事4

　　陕西吴起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因为一顿剁荞面，这里的百姓记住了“红军”这支特别的队伍。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吴起曾饱尝战乱之苦。此地远离中原，因战国初期大将吴起在此屯兵而得名;民国时期，这里的百姓又忍受着国民党保安团和土匪的轮番滋扰。

　　1935年10月18日下午，听说一群“扛枪的”即将到来，吴起的张湾子村村民像往常一样赶紧通知四邻，奔走避难。村民张廷杰的妻子侯孝俊正在坐月子，行动不便。等张廷杰收拾妥当，带着一家大小走出院门，刚好和行军至此的十几个“扛枪的”遇个正着。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成为张廷杰后来津津乐道的故事。

　　“走在最前面的人问我父亲这是要去哪，能不能在我家住一宿。我父亲心里害怕，只能说‘能么’，就把他们往家里引，腾出孔窑洞让他们住。”70岁的张瑞生从记事起就听父亲张廷杰反复讲述这段往事。

　　对于张廷杰这样的普通农民来说，所有“扛枪的”都不好惹。国民党保安团和土匪只要到村里来，都是随意宰羊杀鸡，劫银抢粮。而这支第一次遇见的队伍，让张廷杰觉得有些不一样。

　　“有人跟我父亲说，他们的首长身体很虚弱，家里面有没有东西，能给首长做点儿热乎饭。”张瑞生说，父亲觉得这些人对老百姓很客气，和其他队伍不一样，心里的石头就慢慢放下了。

　　张廷杰让妻子侯孝俊做了一顿当地的剁荞面。

　　“这位首长吃了热腾腾的面，还跟我父亲说‘一年喽!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陕北真是个好地方哟!’”张瑞生说，当晚这支部队在自家窑洞住了一宿，他的父亲因为响个不停的电台声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这支部队就和张廷杰告别，首长还送给他一个“稀罕物”——保暖瓶。

　　直到很久之后，张廷杰才辗转得知那天在他家借宿的是中央红军，那位和蔼可亲的首长叫毛泽东。

　　长征的故事5

　　1、1935年9月15日，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迎来了第一队前来会师的战友们，一名脸上有个大酒窝的将军率领部队抵达延川县的永坪镇，揭开了红军陕北会师的序幕。此时，中央红军还在向吴起镇前进途中。

　　这个带着“大酒窝”的红军将领便是徐海东，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名叫红二十五军。

　　如果看红军长征的地图会发现，从豫南到陕北之间，有一条孤独的红线——包括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在内的大部分红军是沿着四川西部的雪山草地北上的，而徐海东等指挥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更为简洁，是从中原腹地直插北方，因此有人称红二十五军的进军为“小长征”。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兵力没有下降，反而越打越多。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代价重大，主要领导人不是负重伤便是牺牲。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包括相当完善的县乡地方组织。

　　2、在这次精彩的远征中，红二十五军的3位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在途中牺牲，程子华在1955年授衔前便转入地方工作，徐海东则在后世的中国军人眼中成为这支红军的代表人物。他指挥红二十五军先后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陕军、马家军打过仗，打得国民党军闻徐海东便望风而逃。蒋介石恼羞成怒，称“徐海东为文明之一大害”。

　　1941年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作《延安水浒传》的时候，将徐海东称为红色军队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徐海东是一名极为彪悍豪勇且军事智慧过人的将领，从北伐攻打汀泗桥开始，他在战争中曾9次负伤，身上有17个弹孔。他对于地形和战机的把握近乎天成，即便以寡敌众，也经常打出俘虏比自己部队还多的战绩。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因此，很少有对手面对徐海东的时候想得明白，到底自己对抗的是一头“猛虎”还是一只“狡狐”。

　　3、猛将配精兵。只有红二十五军这支特殊的劲旅与之相配，徐海东才能真正发挥出势不可挡的威风。

　　红二十五军出自鄂豫皖，它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历经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后，红军第四方面军不得不在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北实行战略转移。此时，还有红二十五、二十七师和各独立团留在苏区，掩护主力突围，是红二十五军的前身。

　　留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曾使用过红二十五、红二十七、红二十八3个军的番号，这支部队在艰苦的转战之中渐渐恢复，1933年4月统一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后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高敬亭，总兵力达到12000多人。但在随后的七里坪战斗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仅余3000人，被迫撤至皖西北进行整编，而后向鄂东北转移。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各部在河南商城县豹子岩会合，重新整编，徐海东就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退回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如同负伤的老虎，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苦苦鏖战。

　　接到告急的党中央经过对情况的研判，周恩来派出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要求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北方桐柏山区进行战略转移。徐海东回忆，部队出发前的总兵力为2987人。

　　在出发前，红二十五军狠狠地同四面包围而来的国民党军东北军一零七、一一七两个师和河南军阀刘镇华部两个师打了一仗，仅机枪就缴获了100多挺。此战吓得刘镇华不战而退，长征开始后第二天，红军便顺利通过平汉线，开始进入桐柏山区。

　　值得注意的是，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两个师缩编为3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团，以简化指挥层次。同时，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曾担任过师长，徐海东便建议由程子华担任改编后的军长，自己仅任副军长。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的批准，但谦逊的程子华深知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斗争经验，因此几乎毫无保留地在军事指挥方面给予他宝贵的信任，这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没有出现波动和混乱。

　　4、长征的征程是曲折的，到达桐柏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很快发现这里离武汉太近，敌我力量悬殊，并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经过讨论，随军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决定改道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

　　这时，徐海东再显神通。他先是回头击溃了一直跟随在后的国民党追剿部队刘桂堂部，后亲自带队佯攻枣阳，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再虚晃一枪，率队急行三天三夜，进入了伏牛山地区边缘。刘桂堂本为惯匪，绰号“刘黑七”，国民党军以其跟随于红二十五军身后，本意是借用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避免中伏，谁知徐海东没有设伏，反而掉头迎面痛击，当即将其打垮。

　　但在平原丘陵地带，国民党军的机动能力明显高于红军，终于在红军深入伏牛山前先到达了山口。这一次，来的是国民党军西北军老将庞炳勋。

　　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通过公路，后尾一直在和围追的敌军缠斗。但庞部第四十军其实已于两小时前到达，突然向红军行军队伍猛烈攻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而此时天气十分寒冷，许多红军战士的枪支因枪机被冻住而无法打响。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直属部队冲向敌军，与其展开肉搏。西北军本以肉搏为傲，但从未见过红军这样从上到下拼命的队伍，一时士气为之受挫。而徐海东本来率领后卫第二二三团阻击追兵，这时立刻下令跑步抛开敌军，直扑前方，他的及时回援使敌军十分意外，双方陷入激战。有村民回忆：“在庄上听到七里岗上一阵枪响之后，看见红军的旗倒了，接着又见一个红军扛着红旗往前冲，一连冲了两次，红军战士打得勇猛不怕死，一直冲到白土崖。”

　　经过一番恶战，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军的伏击。当天晚上，便在当地老乡带路下绕过敌军防线，两天后，与敌在澧河一带再次激烈交战，基本打退了敌军的堵截和尾追，进入伏牛山区。这两仗，红军伤亡都有数百人之多。

　　独树镇血战后，国民党方面十分恼怒，已经调集十九路军等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并严令当地土豪别廷芳分兵守口，控制各个堡寨，力图歼灭红军于这一地区。

　　其实，在他们忙活的时候，红军早已经离开了伏牛山。12月5日晚，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就此进入陕西境内。这里物产丰富，敌军力量尚不集中，红军活动条件比在河南时好得多。8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打响在陕西的第一仗，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第二天占领山中小镇庾家河。省委在这里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开始了建立新根据地的工作。

　　5、然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严酷的战斗，正在这里等待着徐海东和他的队伍。

　　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那天上午10点多，军领导正在开会，后山七里荫岭方向突然响起枪声，紧接着，程子华他们提着枪从南房出来，带着人直接就朝山上跑……”

　　原来，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中将师长陈沛亲自带队，突然对入陕红军发动了袭击。陈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嫡系，颇有战略头脑。他在率部布防省境、阻击红军长征入陕的计划落空后，断定红二十五军“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前进，于是部署3个团取捷径追击，终于在庾家河赶上了红军。遭遇战中，敌先我一步抢占东山坳口，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泰山压顶的态势。

　　不过红军反应十分迅速，徐海东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地冲入敌群，一阵猛打，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占据了地理优势。应该说，陈沛所部在行军中队形松散，导致开战时只有1个团在战场上，同时遭受红军3个团打击，是其一大失误。但他毕竟是一员猛将，立即组织其余两个团猛扑过来，重新争夺坳口。这场战斗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陈沛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红军居然有100多挺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打得国民党军完全抬不起头来，只能败退。

　　这要感谢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长征沿途给红军充当了“运输队长”，红二十五军的精良装备主要来自缴获。

　　尽管取胜，但由于前面夺回了坳口，红军方面对陈沛这第二次攻击多少有些意外，竟然导致徐海东和程子华先后在此战中负伤，而且伤势都很重。程子华手被打穿，一度无法指挥战斗，而徐海东则被敌一发子弹击中眼睛下方，从颈后穿出，负伤极重。

　　庾家河之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为惨烈，也是干部损失最大的战斗之一，但此后红二十五军基本掌握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权，并迅速建立了以镇安为中心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6、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红二十五军北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7月16日，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占领胡宗南部后方大本营天水，夺取大量物资，并进军西安城下，迫使国民党军抽调大量部队迎战，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唯一的遗憾是在8月泾川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月，红二十五军进行改组，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第一支远征而来的红军最终到达了陕北。